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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奖得主:优秀作家得奖后十分钟要忘掉

出自:www.zongheng.com发表时间:2011年08月29日 10:30浏览:2779次 选择字体大小:|||特大

来源:南方日报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于8月20日揭晓,经过62人庞大评委团历时半个多月的5轮投票,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最终折桂,获得这项被称为中国文坛最高奖的荣誉。对于如此大阵仗的文学评选,刘震云这样形容:“像超女,像翻滚过山车。可能过去评奖只是一个文学现象,现在则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

    尘埃落定。虽然有关茅奖的争议一直未能停歇,但正如无数评委强调的:“虽然有遗憾,但选出的作品仍然可以代表茅奖的水平。”

    记者采访了莫言、张炜、刘震云、刘醒龙四位新科“茅奖”得主,分享他们对于茅盾文学奖、对于文学的感受与感悟。至截稿时,因《推拿》而获奖的毕飞宇家中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用上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说法,“茅盾文学奖终于向莫言还了这个债”。从10年前的《檀香刑》到今日的《蛙》,三届茅奖,莫言都有入围,却两次擦肩而过。上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蛙》得茅奖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十年前若是《檀香刑》获奖,更能显示茅奖的气度和眼光。”

    对于茅奖,对于《蛙》,对于文学创作,莫言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在各种邀请和活动的间隙,莫言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得奖最大的意义

    在于以后的作品必须不一样”

    谈茅奖

    南方日报:麦家说茅盾文学奖终于向莫言还了这个债,您觉得这么多次和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而今年终于获奖,有什么样的感觉?

    莫言:刚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毕竟茅盾文学奖这么多人关心,四年评一次,又有这么多作品参评,最终能获奖还是挺不容易的,这是对自己创作的一个肯定。

    南方日报:有人说,本届茅盾文学奖所使用实名制投票,您是最大的受益者。您同意这个看法么?您是如何看待实名制投票的?

    莫言:是不是最大的受益者,现在还很难判断。但是我个人认为,评奖程序的变化和改革,例如60多个人的大评委制,是很好的。人多可以保持各种意见观点的多样性,从多样性中求统一,有可能取得一个比较公正的结果。而且本次评奖程序比较透明,评委实名制,从制度上就保证了评奖的公平性,避免了暗箱操作。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

    南方日报:以前您说过得了奖也不能说明写得比以前好,也不说明你比别的作家好。茅奖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莫言: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以前《檀香刑》和《四拾壹炮》都入围过,《蛙》写得更好吗?也不一定。得了茅奖给我带来了数百条祝贺短信,真正的意义就是:今后的作品,必须与这部得了奖的作品不一样。

    南方日报:谢有顺认为,《蛙》得茅奖不是最好的时机,十年前若是以《檀香刑》获奖,更能显示茅奖的气度。

    莫言:现在得了也不晚。对于作者来说,能否获奖是一件无法控制的事情,只能顺其自然。

    南方日报:对于您来说,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一个优秀的作家又应该带有怎样的特征?

    莫言:第一,必须塑造出一个难以忘记的典型人物形象;第二,非常完美的结构;第三,必须包含超越时代的思想。一个优秀的作家得了奖之后要用10分钟忘掉它。即使10分钟忘不掉,也不能超过10天。

    “《蛙》是真正‘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验”

    谈作品

    南方日报:从作品本身来说,您觉得《蛙》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莫言:《蛙》是一次“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实验。自我批判是沿着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创作,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上世纪80年代,我个人对正面人物的报道形式不满意,必须要恢复文学的本来面貌。过去的现实主义是虚假的,是不现实的,真正的现实应该贴着人写。当时我提出要把好人当成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做好人来写。无论好人坏人在笔下都是人,都要被赋予公正心和正直心。写《红高粱》,实际上完成的工作是坏人身上的优点我们绝不回避,好人身上的缺点我们也毫不留情,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经过几十年,光写他人还是不行的,要把内心深处的东西深深挖掘出来。不能老是批判别人、批判社会,把所有的罪推到别人身上,一直放大别人的缺点。当我们骂别人的时候也在骂自己,别人身上的阴暗面,自己也具备,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到了一个向鲁迅学习的阶段:解剖自己,批判自己。

    南方日报:这种“把自己当罪人写”,在《蛙》中,您是如何实践的?

    莫言:文中“蝌蚪”的原型就是我自己。蝌蚪这个人不能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也应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受的教育,他所从事的工作,应该也可以划为广义的知识分子范围之内了。这一代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自私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通病,每个人都比小说中的蝌蚪好不到哪儿去。我对小说中蝌蚪毫不留情剖析,就是对自己的剖析,我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形象,我把自己心里很多卑微的想法或者阴暗的想法全部袒露出来。

    南方日报:您觉得您在《蛙》中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呢?有什么地方超越了您之前的作品呢?

    莫言:首先,人物上,“姑姑”是我过去所有的小说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复杂的人物形象。第二,小说里面的艺术性和结构方式,和我过去所有的长篇都不一样。第三,“把自己当罪人写”理念的注入,使这部小说超出了关于人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关于事件的小说。

    南方日报:时隔3年再看这部作品,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莫言:遗憾当然有。开头部分进入得比较慢,有些童年的一些往事,写得稍微多了一点。应该更快进入姑姑这个人物中去。

    “小说家若只讲故事,就停留在说书人的艺术水平”

    谈创作

    南方日报:您曾经说过,让小说高于故事层面,才是一部好的小说的追求。怎样才能够高于故事层面呢?您是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手法将小说提升至现实之上呢?

    莫言:小说依赖故事,但是仅仅讲故事的小说家仅仅讲故事,只是停留在过去说书艺人的艺术水平。小说要超出故事,使人们从故事中想到更多。通过故事来写人、写人的灵魂、写对人自身的追问,由此引发读者超越故事层面,对人的自身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和死亡等最根本问题的思考。

    我想更接近现实,并不是作家的艺术追求。再怎么现实,也不可能比现实更现实。艺术并不是离开现实,而是高于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营造出超越现实的境界。我觉得谁能够用一种自己发明的、别人没有用过的艺术手段,超越了现实,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这应该是所有的有志气的作家所追求的目标。我用过很多手段,例如:用幽默超越苦难、冷嘲热讽超越政治、变形超越生活,但没有定型。

    南方日报:在《蛙》这部作品中,“姑姑”这个人物就是你对现实的责任?还是说,您希望通过妇产科医生身上的矛盾的特征,来表达对“计划生育”这种大背景的抗诉?

    莫言:这是一种责任,有人讲登山运动员爬山,要爬山是因为他站在那个地方。这个人物,在哪个地方,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脑子里有这样一个人物,不写是不对的,必须要写出来,就好像登山运动员面对一座新的高山一样,爬上去就是我的责任。

    我要写姑姑,姑姑生命当中很长一个过程碰到了这个。计划生育不是我要描写的对象和展现的目的。但是,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是塑造姑姑完美人物的需要。他是我的人物生存的环境。我想真正优秀的读者,是看到后面,而不是停留在背景上,停留在人物对自身的追问上。对人类生与死种种重大问题的思考。

    南方日报:这些年来您的创作领域不断变更,而且风格也不尽相同,您下一部作品将会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莫言:下一部打算写我的第三部话剧。我的第一部话剧是《霸王别姬》,空军话剧团演过50场。我的第二部话剧是《我们的荆轲》,8月31日到9月25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上演。他们对我的剧本比较满意,希望我继续给他们写戏。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性。

    纵横编辑结语:对于莫言所说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应该具备的特征和得奖十分钟之后就要忘掉的话,我觉得十分有道理,尤其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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